说到东方人对“静”的精神追求，还是要以拥有着久远文化传承的中华文明来具体论证。东方人对“静”的审美偏好从公元前就已开始。仅在《诗经》中就有7处出现了“静”字，那时的“静”还与静境无关，“静”所代表的是稳定、美好、平息一类的意思。而从唐代开始，“静”字开始大量出现在诗歌之中，这时“静”字代表“静境”的意味开始明确起来。同时，唐代诗歌中没有“静”字出现，却在诗中充分地表达出“静”意的诗歌数量也十分之多。文人墨客们对“静”的追求很大程度来源于影响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儒、释、道”三家之言，这些圣贤们的思想深深滋养着中华才子，在这些思想中“静”的成分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里的“静”多指心静和境静。

 儒家讲“静”

儒家讲“静”，多是强调以理智、冷静的处世方法安身立命。孔子以“静”比喻仁者，孟子讲“不动心”。可见儒家思想十分肯定“静”在德行修养方面的作用。

自周朝周公制定礼乐制开始，文的观念逐步被人们认识到，贵族们对衣、食、坐、卧、行都有了一定的规范。五六百年之后，圣人孔子提到周公制礼作乐还常常赞不绝口。孔子以周公之人格为楷模，力图把礼乐文化的盛景重建，并挖掘出礼乐文化的发展基础和深刻内涵——礼、仁、静。《论语·庸也》记载：“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要知道，在孔子心中，“仁者”是最高的人格，仁者定是智者，而智者未必是仁者，仁者最大的特点是“静”，智者最大的特点是“动”，孔子认为“静”比“动”要高明许多，这些带来的就是“静”这个字衍伸意义的褒义化。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克己”便是“静”，人处于“动”的状态下，就要做到十分谨慎，否则就容易逾越一些礼教，便不能称之为“仁”。当时礼崩乐坏的政治风气正是有一些不能够克己复礼的人过于纵容自己的行为所导致。孔子后世的学生们更深入地发挥了“礼”和“静”的作用，承认“静”和“礼乐”是分不开的，而且“静”更代表了一种修养和道德。

《礼记·乐记》中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惑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人的初心是纯净的、天然的，但被外物所惑之后便生出了许多欲望。在人身之外的世界是无穷的，诱惑也是无尽的，如果任由欲望因物而动，也就应了那个成语：物欲横流。但人的本性并非只属于物，初心坚定的人就会有自己的方法来预防此类情况发生，这就促使了“礼乐”的产生。所以“静”是人性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隐于内，“礼”在外，也就是说道德在内，行为在外。人以内治外，国以德治天下。

《荀子·解蔽》中说：“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荀子虽然认为人生性趋向于恶，这一点与孔子正好相反，但在对待“静”的问题上态度是一致的。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真理常常被表象遮蔽，如果能做到“虚一而静”即集中精力，排除干扰，平心静气，就可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心”即可“知”。这种说法与佛家的“观自在”和道家的“静为躁君”有着共通之处。但儒家求“静”，根本目的在于求“礼”，这就有别于其他两家思想中“静”的目的了。儒家的“静”不仅关注心，也更关注行，如果在“静”的状态下都不能使道德礼教发挥作用的话，在“动”的概念中再去实践就更加不可能了，所以在“静”中养德，才能适时而动。

 佛家讲“静”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作为佛家的一部提纲挈领的重要经典，文中多有提及观心、静气的语句，如“观自在”即观想自身存在，观内在、观身处何在；“照见五蕴皆空”即清晰明确的看到自身没有色、受、想、行、识五蕴的侵扰。整部《心经》所构造的高深境界是在这个“静”的状态下完成的。“静”可以是一种心境，也可以是一个人周身所散发的气场。概括来说，佛家的“静”即是“空”，空五蕴，空念欲。

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发展出一支具有本土色彩的繁荣派系“禅宗”，禅宗以其先天低门槛的平和特质，受到世人的广泛喜爱。不论是士大夫阶层还是平民阶层，不论是学富五车还是目不识丁，不论是家财万贯还是身无分文，大家都可以参禅，所参之禅可以是任何物象，只需要平心静气地观想自己不甚了了的事物，不去执着本相，天长日久，就会有透彻的一天，参禅的基础就在于一个“静”字，身静然后心静。在静中悟禅，悟有智慧高低，禅却包罗万象，可以说禅实现了每个人最初的自由平等。禅宗在思想上的指导意义最实惠之处就是观照世人本心，我们时常看到“禅趣”二字，人人皆可以从自然之中获得充满禅意的趣味。禅之趣便是静之趣。一系列文艺作品应运而生，如诗文、绘画、雕塑、建筑等等，演变出一种禅宗美学。感性的、直觉的、人文的禅趣在“静”的滋养下中百花齐放，使得禅宗一派在当今中国乃至全世界人类的精神世界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道家讲“静”

道家之“道”，从虚无中来，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后万法归一，一切事物都在“道”中循环，浑然成为一体。逍遥、无为、守静的生存观是我国先秦乃至后世最玄妙的且顺应万物生存规律的认知系统。在道家回归自然、清静无为的美好心境中，人生诸事似乎都可以获得指导，那些以静制动、从容机智、不变应万变的历史传说变得十分容易理解。“重为轻根，静为躁君。”道家思想中“静”的地位不容小觑，它是近乎于道的，是万物的根本。《道德经》中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道家认为“静”与“道”一样，是万物的根本，对于“静”的讨论要比儒家更为深入。“虚静”是道家参禅悟道的内在状态，追求放空内心的杂念，达到一种忘我的“静”的状态。“致虚极”要求人在参“道”之时彻底摒弃内心一切世俗杂念、情感、欲望、喜好等，进入极为虚空清澈的状态，“守静笃”则是牢牢地守住这种空明清静、气韵平和的状态，不能妄动。这种全身心投入的“虚静”状态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画家们写诗作画时也追求进入这种状态从而创作出纯粹的艺术作品。

庄子作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对“道”的见地与老子一脉相承。他说：“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摒弃自身在俗尘沾染的知识经验和技能，远离外界干扰本心的荣辱功名和欲望，内心才能虚空静谧，达到了这个“虚静”的状态，才能慢慢领会超凡的那个“道”，从而进入那个道的境界。

道家的“静”既是悟道的基本要求，也是其审美趋向。与道教有关的艺术作品都能带给观众一种空灵、宁静、豁达的感受，不管是诗文、书画还是琴曲、建筑，都将道家独特的禅意（道教之“禅”不同于佛教之“禅”）、禅趣、修养、智慧融入其中，以一种“静”的状态去欣赏，就能更好的体会道家“万物皆有灵性”的自然哲学。悟“道”的过程便是以“静”的心态去体验“美”的经历。当一切事物都不能使心境感到牵挂、使情感有所波动时，那份无忧无虑的清静的审美意境便可以在大自然的山川云水之中体会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