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谈公共艺术中“君、士、民”三学的诉求

回顾大水峪壁画村建设

(注:原题目:《由大水峪壁画村建设来谈“君、士、民”三学的审美诉求》 本文为应邀撰写的一篇文章。曾通过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微信平台发表。发表之时一些内容有所改动。如今我将此文发表在博客中,把一些觉得有必要还原的文字附在内容里面。)


前情提要:2016年9月和11月,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怀北镇大水峪村,分别进行了第一期和第二期“美绘乡村之大水峪”活动,短短时间内打造了“千米涂鸦街”,在社会上引起了良好反响,在业界内也得到了肯定。取得这一成果的原因除了壁画系师生的专业素质以外,还有当地政府对文化事业的关注,对乡村经济模式转变的不懈尝试,以及当地村民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三者共同的规划和努力。


这是大水峪村迈出的新一步,同时也是壁画系师生首次投入壁画村建设,对于大水峪村村民来说,艺术是太过遥远的存在。可想,创作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中间也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小插曲”。


在大部分村民都“喜闻乐见”并积极围观的情况下,还有一部分村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甚至有部分壁画在艺术家与村民沟通后做出不小的修改才得到认可。


在公共艺术的打造中,到底该听谁的?该如何把握其中的关系?


我们不妨从整个活动中涉及到的参与人员的不同身份及他们的审美诉求中着手分析,谈一谈公共艺术中不同角色的诉求。


(原文: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开启的美绘大水峪村活动,在短短的7天内收获了很大效果。无论是在创作面积和绘画内容都达到了国内同类壁画村中较高的水准。能够在短时间取得这种成绩,原因来自于有完整的计划和职业的团队合作。然而,创作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也出现了一些“小插曲”。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一部分当地村民对创作内容无法接受的问题。有些壁画在与村民沟通后做出修改才得到认可。事情虽然得以解决,但依然给艺术家留下思考。出现了诸如“为什么有些问题村民不能够欣赏?”,“是应该听从村民的意见还是该尊重艺术家的原创内容?”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也比较常见,但要剖析问题的本质,从以后的创作中完全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这也不是件简单的事。我们不妨以另一个角度,从整个活动中涉及到的参与人员的不同身份及他们的审美诉求中着手分析,找到问题出现的真正原因。)


美绘大水峪村项目中的身份角色


一个完整社会的构建中充满着不同身份的人,他们的社会责任与诉求都不尽相同。但无论是哪一种身份,都是整个社会及国家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而因为责任与诉求不同,必不可少的会出现对艺术审美的诉求有不同与矛盾的地方。美绘大水峪村这个项目的出现,正使得大水峪村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完整社会体系的缩影。与项目产生直接关系的三个角色,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在项目中代表的是统治管理者的责任与诉求,因此,他们所遵循的是“君学”的行事法则与诉求。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所代表的是具有知识分子身份的“士”阶层,所遵循的也是“士学”的行事法则与诉求。而当地村民,作为整个社会的基础生产者,自然以“民”的身份参与其中,他们是将与大水峪村壁画接触时间最长的人,也是整个项目的直接受益者,自然遵循的是“民学”的行事法则与审美诉求。当明白身份关系之后,我们就可以逐一分析到产生问题的原因。


①“君学”诉求


身份与社会责任的不同,结果就是在整个大水峪村壁画建设项目中的诉求不同,而诉求也就造成了每种身份对壁画内容及形式的要求不同。首先,地方政府作为统治管理阶层,也就是“君”的代表,必须履行其维护一方地区稳定与发展的责任。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君学”的方法,也就是作为统治者的领导学问。

如何维护地方稳定并促进发展?


子贡曾问孔子治理国家所应具备的条件,孔子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答:“去兵。”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答:“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篇)

释义→ 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老百姓信任统治者。”子贡说:“如果不得已去掉一项,那么在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是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在剩下的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没有粮食顶多就是饿死,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那么国家就不能存在了。”(节选自《论语别裁•张居正讲评 颜渊篇第十二》)


可见,维护地区的稳定与发展,首要的条件是获取民众的信任,其次是让民众生活富裕。而获取民众信任,通过艺术树立公众形象是方法之一。因此,无论哪种体制下,作为“君”,要取得民众的信任,就要在对外形象上表现出“中正”,“平衡”,“权威”,“稳固”等特点。因而君学的美学也多追求“对称的”,“宏大的”,“严谨”,“规矩”等特征。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北京故宫的设计。而中国古代龙的形象包含了各种动物的身体特征,也是只有国家的皇帝才能使用的视觉形象。


在大水峪,虽然不需要再去构建宏大而严谨的“宫殿”,但仍需要维护已有的良好形象,在此基础上,增添富有活力的新鲜元素。因此我们能看到,大水峪村的壁画内容是在吸收传统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做出的适当的创新创造,赏心悦目,并极富有正能量的感染力,易于村民和外来游客接受。比如《北冥有鱼》,其势大气,其形优雅,其义悠远,正是大水峪政府和在其支持下发展的“农家乐”旅游产业的“宣传片”。(原文:然而,关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我们国家已有一定基础。并且,如今电视网络等视觉信息通讯发达,地方政府已不需要通过壁画来表现“君学”诉求。但是,他们需要监督并保证在壁画创作中没有破坏民众对政府信任的内容出现,以求社会安定。这也是为什么英国街头艺术家班克斯在创作诸如“警察接吻”等破坏政府形象的作品后一面受到艺术界追捧的同时也受到警方通缉。而我们看到,大水峪村的壁画内容设计大多从传统元素中来,并极富有正能量。因此,在整个壁画村建设中,地方政府可以把重点放在让村民能够“足食”,也就是壁画为村庄所带来的经济发展。)


除此之外,在整个壁画村建设中,地方政府看重的还有让村民能够“足食”,也就是壁画为村庄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并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加强了与村民的联系。另外,在这方面,国内外已经有一些壁画促进旅游经济的例子,最典型的是韩国梨花壁画村,德国的上阿莫高壁画村等等。所以,地方政府对壁画能促进经济收入方面有把握,对于合作的艺术家也有信心,基本都很支持壁画村建设项目。

且谈公共艺术中“君、士、民”三学的诉求

且谈公共艺术中“君、士、民”三学的诉求

且谈公共艺术中“君、士、民”三学的诉求媒体对大水峪村副书记的采访


②“士学”诉求


在壁画村建设过程中,主要问题还在“士学”与“民学”的诉求上。在美绘大水峪村项目中,央美师生作为“士”,也就是知识分子的角色参与其中。“士”的诉求是真理及真相,而“士学”也是包含范围最广的一门学问。虽然“士”也需要经济收入,但“士”的行为并不以经济收入为主要目的。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篇)可见,作为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是道义而不是财富。尤其是作为艺术的“士”,肩负社会责任,骨子里的目标是通过艺术创作完成文化发展的使命,同时实现个人价值。因此,“士学”的审美诉求不同于“君学”那样中规中矩,常表现出“创新”,“不拘一格”,“自由”,“实验”等特征。尤其是在吸收了西方现代美学思想之后,在创作中体现出不同于中国传统艺术的美感。但是,就大水峪壁画村项目来讲,单纯的去做当代艺术文化,无法满足地方政府和村民的诉求。所以,采取的应对方法,首先壁画内容要“接地气”;其次壁画内容要美观,能够吸引游客从而为地方带来经济收入。所看到的结果,就是从中国传统元素及神话故事终提取素材,又添加了诸多现代元素。然而,这种方法,虽然很接中国本土文化的地气,但也存在问题。因为一部分壁画内容所体现的依然是“士学”的诉求而非“民学”的审美诉求。


③“民学”诉求


作为民,尤其是最能体现民的主要特征的农民来说,要求很简单。首先是要有温饱,在此基础上追求生活的幸福。而这种幸福来自于经济富裕,家人的健康团圆,社会环境的稳定等等。所以,“民学”就是解决社会基础生产的民间形成的学问。最典型的“民学”就是众人皆知的“二十四节气”,是为了方便农耕种植而历代相传的先辈的对四季气候变化的经验。类似的民学直接影响作为基础生产的民的文化及审美。所以,我们常见到的民间艺术,例如年画、剪纸等等常出现的内容是生产劳动、粮食丰收、子孙满堂、财神门神之类。民间艺术所刻画的人物体态圆润丰满,面容慈祥欢喜,而农作物与牲畜的形象是“多”和“大”。从中体现的诉求是物资丰富,家庭幸福圆满等等。因此,我们从“民学”审美的诉求出发,再来观察村民对壁画提出意见的几个有代表性的例证。


首先是位于交通中心地段的《海神出海图》,虽然是运用的中国神话元素,但其中未能体现村民的审美诉求。海神出海,和村民生活之间没有产生任何联系。虽然农民自古以来会树立一些神仙形象来祭拜以求得风调雨顺,生产顺利,家庭幸福。例如:海龙王、土地公、灶神等等,但经过“民学”化的神的形象多类似家里的祖辈一样和蔼可亲。并且,即使是再小的土地公也会设立庙宇来供奉以示对神灵的尊敬。像《海神出海图》这样,以“凶”的形象,并且大面积的出现在民房的墙壁上是很少见,自然会引来附近居民的不安。而当创作者在海神旁边写上“海神出海,万事大吉”,创作内容与村民生活产生相关联系之后,才得到房主的肯定。

且谈公共艺术中“君、士、民”三学的诉求

且谈公共艺术中“君、士、民”三学的诉求增加了“标语”的《海神出海图》


二号墙最初的龙图案也遭到了房主反对。前面我们提到,龙的形象在封建时期是代表帝王的视觉形象。它虽然是中国古代神话的典型形象之一,但它属于“君学”的审美诉求而无法体现出“民学”的诉求。在封建时期,普通老百姓一旦使用龙的形象会被认为有颠覆皇权的思想从而引来杀身之祸。虽然现在封建统治已结束,我们国家民众思想已经开发。但这种龙的形象所代表的含义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在每个人头脑里根深蒂固,大面积在墙壁上绘制龙会引来房主的不安。民间在特定的情况下才会使用龙的形象。例如舞龙,是在重大节日庆典的时候才会出现,并且也如同民间的祭祀一样,代表着民众对丰收和美好生活的祈求。


最后,创作者只能将龙改成鱼的形象,房主才感到满意。鱼是老百姓家中常见食物,并且与“年年有余”的“余”字同音,所以自古以来鱼是财富积累的象征。

且谈公共艺术中“君、士、民”三学的诉求

且谈公共艺术中“君、士、民”三学的诉求从龙的形象更改为鱼的形象的二号墙

另外,还有村民为艺术家提出一些,“画母鸡和小鸡”,“兔子旁边再添几个小兔子”之类的建议。他们的建议来源于自身有限的生活经验,同时体现出当地村民,尤其是老年人对生活富足,家庭和睦团圆及多子多孙的渴望。

且谈公共艺术中“君、士、民”三学的诉求村民为壁画内容提建议


但是,“民学”的审美并非是顽固不化的。只要与它本身的诉求不相矛盾,它会接受来自其它阶层的讯息而改变自己以顺应整个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如今电视、网络的普及使得民众或主动,或被动的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文化讯息,在耳濡目染中受到“教化”。再加上壁画村将为大水峪村带来的经济利益,因此,还是有一大部分村民能够接受,或是逐渐接受这些偏向现当代风格的绘画内容。


然而,审美虽然会受到“教化”的影响,但妄图改变“民学”的根本诉求使它和“士学”或“君学”变得相同是不可能的。因为民的社会责任所在,它们也不需要变得相同。所以,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在深入了解当地“民学”,并在此基础上再施行文化艺术上的“教化”,若强制改变,必然会产生矛盾。

且谈公共艺术中“君、士、民”三学的诉求

且谈公共艺术中“君、士、民”三学的诉求比较受村民欢迎的6号墙(上图)和7号墙(下图)


作为有文化使命的“士”,有责任引导民的审美与文化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这就对“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士”要保证自己的文化方向正确才可以引导其它阶层。从这个角度讲,大水峪村及其它壁画村建设,就不仅仅是简单的为促进旅游经济而进行的壁画创作活动。作为艺术家在壁画创作过程中也应始终带有自己的文化艺术使命感。而在一些村民能够逐渐接受欣赏壁画作品这方面来看,也说明了美绘大水峪村活动在对当地村民的审美“教化”上起到了一定作用。


“君”+“士”+“民”= ?

作为艺术家,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进行创作,作品只与艺术家本人发生对话。再由策展人选择,拿到特定的展览环境进行展示,观众可以有选择性的观赏。此时的艺术家,是相对不受限制的知识分子,是孟子所说的“我无官守,我无言责”(《孟子》公孙丑下)的“士”,是自由度最高的“士”。他可以将全部创作内容用来体现“士学”的审美诉求。然而,一旦如壁画村这样去做“公共艺术”,艺术家的身份就会发生变化,由“无官守”的“士”变为“为官”的,有着任务在身的“出仕”。所创作的作品,除要体现“士学”本身之外,还要兼顾其它社会阶层的审美诉求。在此,笔者认为,作为艺术创作者,在面对不同种类的艺术创作时,应有身份转换意识。


“君、士、民”三学虽然存在诉求不同的问题,但它们之间依然存在必然的联系。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互相转化,在矛盾和统一中共生。封建制度被推翻之后,我国开始借鉴西方现代的“君学”与“士学”,经世致用,以求运用于建设现代国家。而“民学”虽然受到时代和环境的影响,但骨子里依然是本土的“民学”。这也使得“民学”中存在很大的文化潜力,近段时间也引起很多文化工作者及艺术家对“民学”的关注。中央美术学院前实验艺术系主任吕胜中教授所提倡的“工匠”精神,实际就是“民学”的精神。他的“小红人”剪纸系列作品,就是从“民学”的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从而转化为新的“士学”。

且谈公共艺术中“君、士、民”三学的诉求

吕胜中的“小红人”系列作品(图片来源:新浪网)


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出“士学”是涉及范围广,研究性和包容性很强的一种学问。作为“士学”的艺术也是如此。例如,鲁迅美术学院院长李象群教授的雕塑作品《大紫禁城》,从内容来看是由“君学”转化成“士学”的典型作品。而艺术家邵帆的代表作《兔肖像》,从构对称的图到兔子的形象,都体现出古代帝王肖像中的“中正”思想。也是一幅由“君学”转换为“士学”的艺术作品。然而,“士学”的包容性大,随之而来的缺点就是难以掌握。以上所举出的艺术家的例证,作品虽然从“君学”、“民学”中转化而来,但它们所针对的观众依然是知识分子,并不属于需要面对各阶层观众的公共艺术。而壁画村建设,作为公共艺术的一种,其针对的受众范围广,难度大。壁画内容的创作,要考虑到地方政府、村民、游客的接受程度。其中,壁画创作结束之后,村民与其朝夕相处,观赏的时间最长。而“民学”的审美诉求又没有现成的“教材”可以去系统了解。不同国家的“民学”不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身份的“民学”依然不同。这就需要艺术家真正的深入当地进行考察、研究、取材。但考察研究之后,并非简单的效仿,而是有选择性的吸收,转化为经典的创作素材。

且谈公共艺术中“君、士、民”三学的诉求

李象群作品《大紫禁城》(图片来源:京华电子报网)

且谈公共艺术中“君、士、民”三学的诉求

邵帆作品《兔肖像》(图片来源:崇真艺客网)


由大水峪村壁画创作所反应出的问题提醒我们,“公共艺术”作为并非完全自由的艺术种类,需要艺术家在创作中更多的思考与研究。我们在体现独特艺术追求的同时,还应体现社会各阶层受众的诉求。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社会各阶层能够接受的同时,又能作为他们在文化艺术欣赏方面的向导?这是留给公共艺术创作者的一个问题。


大水峪村壁画村对于壁画系来说只是一个开始,艺术与城市、乡村发展相结合的道路还很长。唯有青年艺术家们不懈追求精进,不断艰苦磨练,公共艺术事业才会在中国各个角落开花结果,实现理想中的“美美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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