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酒这事儿，可能也遗传吧！我爷爷和姥爷都爱喝酒，但喝法不同，爷爷比较精细，会弄点猪头肉啊，咸鸭蛋呀什么的佐酒，酒要烫过，小杯喝，喝的滋儿滋儿响，一次也喝不太多；姥爷不同，二两一杯的60度烧刀子，就着半个苹果，一会见底，“再来一杯！”，老爷子又给自己倒一杯。

我小时候喜欢陪着爷爷喝酒，爷爷喝酒后话多，爱聊老片儿，什么挨饿呀、当兵呀、打猎呀、文革呀、建电站呀、我爸小时候怎么调皮呀······说也说不完，我边听边蹭爷爷的猪头肉吃，那时候的猪头肉真好吃！

姥爷是喝闷酒型的，喝酒不说话，没有苹果的时候，光看电视也能喝。记得汪曾祺写过有人不吃菜光抽烟就酒，叫喝“云彩酒”，我姥爷喝的应该是“TV酒”。姥爷爱看体育节目，边看兵乓球边喝，球看完，酒也下去半斤。

牧区蒙古人喝酒是很凶的，我姥爷的三弟，就是我三姥爷，在我小时候来过姥爷家做客。三姥爷喝酒没有醒的时候，睡醒了就喝，喝高了就唱歌，唱够了就睡觉，睡醒了再喝，强大如我姥爷都有些招架不住。我读《世说新语》，看到刘伶的时候，脑袋里的形象就是我三姥爷。

有这样强大的家风，我也有点爱喝酒，而且喝酒的方式恰恰是爷爷和姥爷的综合。

在喝法上，我像爷爷，一次最多喝二两，弄点小菜，自己慢慢喝。真正爱喝酒的人一定不喜欢聚会闹酒，喝酒是个人的事儿，关起门来自己享受。

在口味上，我像姥爷，什么浓香、酱香、红酒、黄酒、啤酒都感觉不大，你要说好酒倒是也能喝出好来，就是不过瘾，一定得是50度以上的烈酒才对我胃口。德德玛《牧人》里唱：“最爱喝的是烈性的酒，最爱唱的是蒙古的长调”，这可能真是蒙古族血液里的东西。

说到烈酒，我最喜欢55度的红星二锅头，江湖人称“绿棒子”，这酒是纯粮酒，香味很短，入口烈到飞起，好像这种蒸馏的高度白酒就是元代从阿拉伯传到中国的。清代袁枚《随园食单》里说：“既吃烧酒，以狠为佳。汾酒乃烧酒之至狠者。余谓烧酒者，人中之光棍，县中之酷吏也。打擂台，非光棍不可；除盗贼，非酷吏不可；驱风寒、消积滞，非烧酒不可·······如吃猪头、羊尾、跳神肉之类，非烧酒不可。亦各有所宜也。”袁枚还是很懂行的，烈酒配猪头，真的是一绝！至于烧酒之至狠者，如今汾酒前面至少得有红星和西凤了吧！

扯了半天喝酒，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是想爷爷和姥爷了，“劝君金屈卮，满酌不须辞。花发多风雨，人生足别离。”好想和他俩再喝一盅呀！好了，就扯到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