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人生的第一次登台领奖，在一个白光四射的晴朗日子里，发生了。回忆往事，难免有差池，那个“白光四射”，就是印象里的画面，至于是否符合事实？顾不上了。在文字所指向的时间段里，我还仅是七岁左右的孤僻少年。据父母兄长亲戚朋友同学回忆，我小时候好胜，输不起，什么都要赢了才好。这种性格是双刃剑，如果能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那这好胜心或许还有些用处，而如果盲目的事事争强，那恐怕就是悲剧故事的开始了。小时候的我应该不懂这道理，只记得不合群，没什么朋友。孤单是成长的良药，我人生中一路被长辈们评价“这孩子像个大人”，可能就是我从小孤僻带来的副作用吧。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丧失了童年的乐趣，只是，乐趣的方向转移了。我执迷于写写画画、自己动手做玩具，并从中得到了巨大的成就感。

肯定是一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了一次“课余兴趣比赛”。所谓“课余”，应该是上课之余所从事的诸般玩意都算，其实不是，只有手工，绘画等能拿出实物放到台面上的才算。其他打架、烧火、偷老乡家柿子等等虽也是课余干的，但都不能算。那种比赛的感觉，和当下的美协全国美展颇有几分相似，甚至更残酷，因为比赛的评比不分门类。参赛的作品有装置（手工制作）、油画（蜡笔画）、水彩（速溶的水彩硬块）、雕塑（橡皮泥）、素描（简笔画）、综合材料（天知道都用了什么）。庞杂而大量的作品放在一起综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也是一个一等奖，两个二等奖，三个三等奖。和国内当下所有大赛类似，你说这是谁琢磨的。我以后设个奖，一等三名，二等还是两个，三等一个就好。

我参赛的是一件“装置”作品，材料使用了泡沫板、玻璃、油漆以及光电设备。当时大概是先用锯条，把一块捡来的泡沫板改造成天安门的形状，然后用油漆涂成红黄二色，那时的小学版新华字典的扉页上都有彩色的毛主席像，剪下来，贴在城楼中央，再把一块小玻璃罩在上面，这时远远地看过去，一座天安门城楼已经颇具神韵了。但最精彩的，还在后面。

高科技、互动性在21世纪是当代艺术圈里时髦的东西，也是屡试不爽的杀招，我当年想不到这么多，只觉得有技术含量的东西很炫，于是手电筒里拧下灯泡，两根铜丝缠上去，垂下来的一头固定在一节电池的负极上，另一端放在一旁，观众随手拿起往电池正极上一放，灯泡就放出华彩，美极了。那灯泡就塞在城门顶端中央，也就是毛主席的画像后面。灯泡亮，毛主席身后霞光万道，瑞彩千条，明晃晃夺人二目……

现在想起来，当时的这一件装置作品，竟然使用了二十多年后才在前卫艺术圈流行起来的两大视觉符号——天安门、毛泽东。想到这，飘飘然。其实那个年代，虽然文革“红光亮”时期已过，但是毛的形象还会大面积的出现，人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也没有完全破灭，一个孩子会在潜意识里对天安门等“红色”的东西充满向往。所以我当时做那件“作品”，使用了那样的符号，是暗合了社会的潮流。而现在的当代艺术频繁使用“革命红色符号”，动机就要复杂得多。算了，不说他们。

我的装置作品获了奖，应该是二等奖，因为不记得产生过“一览众山小”的喜悦。奖品至今还在父母那里，大号折叠水果刀一把。钢口好，不长锈，适合削瓜切肉。领奖的那一刻，细节全部忘光，怎样走到台上去的？当时的心情是否激动？当时的脸上带着炫耀？领到奖后有没有昂头微笑？颁奖之前没有奏国歌吧？真的没印象了。只是没有机会发言，也没有热泪盈眶地逐个感谢是肯定的。

印象里，那天有惨白的阳光，像天上的目光一样，照的我抬不起头，也睁不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