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后海派当代水墨作品展

展览时间：2015年10月24日-11月5日

开幕时间：2015年10月24日下午4点

展览地点：上海闵行区浦驰路1528号江桐南路幸福港湾三楼

主办单位：上海南岸美术馆

参展艺术家：曹勇 三水 崔彤 刘永涛 宗锡涛 李忠印 孙源

参展作品：

曹勇 《夏之一》2015

穿越现代性：后海派的生成

丘新巧

任何一个概念、一个流派和一个艺术团体的产生都有其历史时机，它是社会历史的运动到达某个临界点后的产物。尽管它的诞生作为事件是不可推导的，但在事后的我们可以从中辨认出一种精神，正如黑格尔当时在马背上辨认出了世界精神那样。

海派诞生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内在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进程当中。正因为风云际会的历史际遇，让在其中生长出来的海派艺术成为了一种区别于传统艺术的、现代艺术形式。在海派艺术身上发生的这种新特征是被资本和大都市经验所塑造的——经过开埠后不久的一段时间上海就已经是全中国资本化程度最高的大都市了。尽管在历史上，商业化一直是在中国书画艺术中毋庸讳言地存在着的现象，但就起本质而言，只有到了海派艺术诞生时，绘画才真正进入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绘画成为了真正的商品。绘画自始成为资本的一部分，随着资本那无处不在的现代性力量穿行、流通、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它所面对的完全是由匿名的小市民、商人和买办组成的庞大消费者群体。

三水《在温柔中消逝之前04》60x40cm 绢、彩墨 2015

崔彤《无题之十八》纸本水墨 73x44cm 2015

当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断言“工业和商业孕育或蕴涵了自由的生活（liberal life）”时，他虽然显得过于乐观，但在某种意义上仍是对的。资本，通过将所有质的范畴置换为可计算的量的范畴，通过打碎一切桎梏、消融所有坚固的东西，它换取来了现代形态上的自由。而这滋养了海派艺术的繁荣。海派艺术仿佛突然勃发在进入现代性的门槛上，因为资本并没有固定的桎梏和分野，它流转并漫溢于一切之上，而这造就了其面貌的多样性，甚至相互矛盾对立的趣味和风格都被鼓励、被包容。

因此，海派的精神首先已经由这个名字本身暗示出来了：一方面，它意味着自由、博大和多样性，但另一方面它同样也意味着生活于大海上的那种漂浮、危险和无根基状态。而这，正是在传统失去其有效用后的现代性症候：随着世界之夜的降临，世界的无根据状态（Ungrund）已经充分暴露了出来。

后海派并非凭空诞生的事物，它处于海派艺术的历史谱系之中，受惠于那些卓著的海派艺术前辈，并且经历了曲折的历史进程。刚从传统的母体中脱离出来的海派艺术，还保留了大量传统艺术的因素，他们所做的，只是在传统艺术的形式下面悄悄地替换了其中的内核；后来，新海派艺术家们便做出了更加大胆的探索，将水墨艺术的界限拓展至更广阔的范围内。从海派、新海派到后海派，是一条愈发趋向于自由、又愈发回归至水墨自身的线索；一方面他们逐步从传统的重压下释放出来，另一方面，也通过这个释放后的距离持续地反思传统自身。

刘永涛《迷城-140508 》 55×80cm 2014

宗锡涛 《小丑系列》90x98cm 2015

后海派是水墨艺术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内充分意识到自身之时代使命的产物——因此，它与这些出生在七十、八十年代的艺术家们所经历的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到后海派这里，海派艺术的探索已经历了一个世纪，但这并不难理解，因为消化整个西方的艺术经验以及探寻水墨自身的传统和可能性都需要时间。处于时代断裂之后的传统是一种如残骸般的堆积物，而如何寻找到一种有效方式去处理这笔庞大的遗产，让自己重新成为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这个问题就这样长久地萦绕在从事水墨的当代艺术家的脑海里。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实际上被卷入了最混杂的现代性漩涡中，上海已是这个漩涡的中心。上海，作为一个在中国本土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它对居住在这座城市中的艺术家们的感觉的塑造具有一种尽管常常难以捉摸、但却非常强烈的影响——所以尽管“海派”是一个似乎过于松散的概念，但其中却总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同一性。这里的艺术家们总带着一种奇特的低调、轻松、各自为政又充满耐心，这种自然懒散的姿态与这座城市的喧闹并不匹配，更与北京这个艺术中心泡沫似的喧腾热闹大异其趣。这里保存了自然、技术和资本之间的必要张力，这里的艺术也安然居住在这种混杂性当中。

从中成长起来的后海派艺术家群体的可贵之处，也在于，他们在这混乱中勇敢地凝视着时代自身的黑暗。他们的坚定姿态，或许可以被概括为：通过从水墨当中发掘出它的自然性书写的力量，去重构、凝固来自现代性的破碎经验。这种经验关乎世界之无根据状态，是大都市的震惊感，是个体空间被压缩后的孤独，是个人消失在资本和现代媒体过后的虚空。

李忠印《QQ视频---豹纹不清楚》67x67cm 2014

孙源 《失忆之八》 70X140cm 纸本水墨 2012

总而言之，后海派是在努力地试图通过自然性书写对现代性经验进行转化和改写的：宗锡涛笔下的小丑以其卑微和冷眼与现实拉开了批判性的距离，刘永涛用他的迷城对大都市经验进行了碎片式的书写重构，崔彤的绘画走向了一种完全孤独的内心独白，孙源集中反思了大都市人群的震惊经验，李忠印呈现了一个个似乎要在信息工具中消融的个体，三水热衷于对某种末世式的、悲剧性的景象进行水墨重构，而曹勇则将注意力集中在城市日常生活中人们心中不时泛起的落寞。诸如此类，都是些内在于现代性中、最集中而令人疯狂的经验，如今通过水墨的媒介被表达出来时却恰好使人们避免了被疯狂所吞噬，因水墨以其特有的柔软、敏感性、富于生命呼吸的节奏和其融化一切的沉默之力，在将大城市的冲击性和毁灭性经验削减、弱化、减缓的同时将人庇护起来，因此，建立存在尺度的可能性才得以重新被打开。

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所有那些不是来自危险之地的救赎，都无法为人提供任何安身居所。艺术家的使命便在于从危险中建立衡量存在的尺度。当资本与个人、技术与自然的撞击在上海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里发出了最巨大的轰鸣的时候，这些水墨艺术家试图从这危险中打捞希望。本雅明曾断言，艺术并非产生于虚无，而是产生于混乱，真正的艺术必须像是被突然凝固的那样，在它单纯的和谐中弥漫着混乱。后海派艺术家们的作品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