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十洲

當一個人使自己相信當下的時間與空間不再是真實的，物質存在只是一個幻覺，世界除精神外沒有其他時，我想，接下來的便是產生一種持續的自我亢奮的狀態。

宗教哲學曾論證過真實，那時，被認定的真實總與“神聖”的字眼緊密掛鉤——可能是那些形象化的神，也可能是抽象的精神力量與神秘領域，最終還原為那些與之有著特殊親密關係的人——人間精神的統治者。他們的政治行為廣泛地存在於世界各主流與神秘宗教中，許多類型的宗教人物都可能被認定為聖徒，認定依據則在於他們與所謂神聖真實之間存在的各種特殊關係……

當超現實主義到了達利（Salvador Dali，1904—1989）那裡，經過他的裝腔作勢、裝神弄鬼，繪畫的內容著實變得太外化了，所謂的超現實主義就顯得索然無味了。不管是承認，或是崇拜，超現實主義的形象與地位基本上還是建立在實際——或至少是宣稱——他在對那些所謂的擁有“靈視”能量，能夠直接獲得神啟與預言未來的神秘權力發起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不幸為佛洛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用歇斯底里臨床醫學所證實——在任何精神正常人的身上都會或多或少地存在著精神非正常人的病理特徵。

這被當成一個“交易”而開始了兩個人形而上的交流。在樹蔭下、池塘邊、蕭瑟的墓地、畫室的硬板凳，一場又一場關於愛情、性欲、生命、自由、孤獨、墮落、人生的避難所……的對話開始了。正像佛洛德在《歇斯底里研究》中，一直不斷地發問：病態的心理現象究竟怎麼產生的？在催眠療法中，一個人的許許多多內在的和外在的生活細節、事件都會在夢中浮現……他甚至不贊成把潛意識看作凋謝了的記憶的消極、被動的保管箱。他指出，潛意識在本質上是原動的，它不斷表露或昇華為意識的內容，乃是精神活動背後的原動力量。這種潛意識就是所謂原動的無意識的“心”，它是一切意識行為的基礎和出發點。

1800年以後，歐洲進入了一個自我意識高漲時代，東方的中國的形象被貶低，已成為理性化、規範化西方社會科學的直接後果。如赫爾德將中國描繪為“一具木乃伊，他體內血液迴圈已經停止，猶如冬眠的動物一般。”（赫爾德：《關於人類歷史哲學的思想》，引自夏瑞春編，陳愛政等譯：《德國思想家論中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9頁。）在他看來，中國人完全是一個幾千年來始終停滯不前，因閉塞而自負，卻又奴性十足的民族。這位洋學者甚至認為，“阻礙它（中國人）發展的因素在於它的性質，它的居住環境以及它自身的歷史。”（同上，第85頁。）不可救藥了，這是一種完全的、不可逆轉的文化歷史現象。負面化的中國形象江河日下，在西方人偏見的注視下，在西方人誹謗的聲浪中，19世紀的中國人真正墜落到了歷史的底谷。

無數次的自然災害與外族入侵，不斷地將剛剛有些蘇醒的神經又重新麻木。嗜血成性的官僚政治只是趴在那一殘軀上的瘡疤。這抑或是一個傳統性的文化繼承問題，這一特點表現在文學上，卻體現為沒有什麼徹底悲劇與大悲情結。在天災面前，倘若沒有這種“化腐朽為神奇”的本事，我們本已冰冷的心該置於何處？被精神激勵擦得鋥光瓦亮的悲情，既是民族自尊的源頭，也是民族自卑的催化，更是國家力量重新整合的黏合劑。

《紅樓夢》第十二回“王熙鳳毒設相思局，賈天祥正照風月鑒”，王熙鳳設相思局，使賈瑞下溺連精，嗽痰帶血，諸如此症不上一年，人也快玩完了。正當人們苦無療救之方之時，一日，有個跛足道人，來到賈府門口化齋，口稱專治這邪思妄動之症，並取出一面叫“風月鑒”的鏡子，說，這鏡子兩面皆可照人，雖能專治此症，唯千萬別照正面，要緊的是，只照鏡子的背面，三日之後前來收取。賈瑞先是向鏡子的反面一照，見裡面映著一個骷髏，唬出一身冷汗來，這位“憤青”噴著並不高尚的鼻血，大罵“那混帳道士嚇我”。很快，那廝就照了“風月鑒”的正面，只見鏡中鳳姐從裡面招手。賈瑞覺得悠悠進了鏡子，與鳳姐雲雨一番，底下已遺了一灘精液。這是一種“早洩”文化的特徵。或心中還有些不滿足，“憤青”又如此進入了三四次，到了最後一次剛要出來，見兩個手持鐵鎖和索魂鞭模樣的“人”來了，把他套住，拉了就走。那是來鎖他入地獄的索命鬼，去地獄裡吃那無量苦。看畫兒，看時事，也如同照那“風月鑒”，你掂量著辦吧。當代藝術的機遇，我們所處的當下,風雲際會，是一個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高度衝突的時代。平靜與財富背後危機四伏，表面的忠誠裹藏著貪婪與奸詐……

你是不是在用危言迫使我們接受生活與藝術之間的無區別？這個思維系統就是傳統中國繪畫的文化基因：重整合、重象徵、重聯繫、重概括。而我們上述的悲情困惑，當先秦與西漢諸子盡其全力將宇宙秩序與人間倫理整合統一，納入他們各自的一套依據象徵、聯繫而建構起來的系統的時候，西方的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西元前384—西元前322）則靠其博雜的知識和宏大的邏輯理想把宇宙的知識進行了第一次大分類和大解析。

小時候，屯子邊上那狼噑鬼叫的墳地，怎麼能不讓人毛骨悚然。那是從兩周時代傳遞過來的鬼神夜話的整合，和古希臘時代知識體系的分類歸納是人類童年時期兩個相逆的求知思路，一個是南轅，一個是北轍，但他們的輝煌都足以叫後人念天地悠悠，愴然淚下。聽年歲大的鄉親講，閻羅王命黑、白無常專司魂魄的事。某一日，地府奈何橋上不知怎的混入一名孤魂野鬼，白無常當然不會放過，但是吸魂散魄大法必須是黑白無常同時施展，但是黑無常此時偏偏又不在。身處奈何橋前的孟婆沖著白無常只叫嚷：“快！快去捉他，別讓他過了奈何橋。”白無常情急之下在無黑無常在的情況下強行施展吸魂散魄大法，結果走火入魔，還導致那名孤魂野鬼失了魂，去了魄，在奈何橋上盲目地來回游走……

後來，最終我還是沒有說服大家，在黑暗裡，我找到了一個可以快樂的理由，臆想火光，這讓人滿腔熱忱地要作畫去表現它。然而，到後來，我又由此陷入了悲情，如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所說，“當一個人為了支持某些他認為是較為崇高的事情而甘心犧牲自己的快樂時，他往往會對那些在思想性格上安於享樂而不那麼崇高的人一直嫉妒不已，這種嫉妒常會使那些自以為是聖人的人變得殘忍與具有破壞性。”生活是搖擺的，如同一個掛鐘，從右擺向左，從痛苦擺向煩憂……我就是曠野裡的鵜鶘，荒場的鴞鳥。“美，就是令人絕望的東西。”可我選擇了它。我在被內心的痛苦耗損、吞噬。佛洛德的《歇斯底里研究》揭示了歇斯底里症背後的那些深層原始意識的根源，但沒有回答“在心智演進過程中，它們何時開始成為病態的現象”；換句話說，“在心智的演變過程中，那些原始意識什麼時候才開始感受到它們自身受壓、受阻而找不到宣洩的出口？”對於這些問題，布洛伊爾（Joseph Breuer，1842—1925）企圖用生理學的觀點去回答。他認為歇斯底里症在本質上是處於被催眠狀態的不正常的精神的產物。佛洛德則認為，歇斯底里症是多種複雜的精神力量同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動機、目的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產物。也就是說，歇斯底里症是那些正常的受壓抑精神力量在反常的條件下轉化為變態心理的結果。佛洛德曾經把他同布洛伊爾的分歧看法概括成“被催眠似的歇斯底里”與“防禦性的神經質”的對立。

韋氏逐漸認識到：每一件被遺忘的事情，都有其痛苦的一面。如果以該病人的人格標準來衡量，那麼，這些事情就包含著不能令他苟同或使他引為羞恥的觀念。由於這些不能苟同或引以為恥的觀念在不知不覺間形成，所以它會被遺忘，或者說使它不能在意識界中存在。所以，如果想使它重新回到意識界，就必須首先克服某些內在的阻力，以極大的力量去驅逐或鎮壓這些阻力本身。醫生在治療過程中所作的努力要視病情而定，並和試圖回憶的事情的難易成正比。在這過程中，醫生所需耗費的功力，顯然就代表了病人的內在心理的阻力。佛洛德在這方面的發現是繼發表《歇斯底里研究》之後最重要的發展，它構成了弗洛伊德的“抑制學說”。

孤獨、走出孤獨的渴望與嘗試、失望，隨之而來的常常會是絕望。渴望愛，渴望被愛上，渴望擁有，渴望幸福。也許是他那一成不變的乏味生活裡唯一的宣洩。沒有那份孤獨，精靈就不會出現，而這是一個精靈不能缺席的世界，它們跟人類和睦地生活著。人類依賴精靈們創造奇跡，精靈們靠人類的藝術而存活。它們在人類的藝術、文學的操縱下，發揮著自己特殊的力量。

至此，精神病理過程就進一步明白起來，某人心裡產生了一種特別的衝動，但被另外一種強而有力的趨勢所反對，可以猜想這時所產生的心理矛盾會在衝突中尋找宣洩的途徑。人們倒是從這裡感受到一種鄙視諷刺物件醜惡本質的精神力量，分外覺得諷刺的深刻與冷峻。

(《庫藝術》2011年10月號)